题目内容
（请给出正确答案）
要求：
(1)立意明确，思想深刻；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一1 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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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失独”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相关的问题
你以某区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撰写一份《关于加“强失独家"庭救助
工作的建议》a(30分)
要求：问题明确，措施建议合理可行，内容全面，条理清楚，字数不超过400字。
【问题】
1.列出本案例中家庭面临的问题。
2.结合案例中的问题，从家庭、社区、社会三个层面，分析社会工作者应采取什么干预措施。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条理清楚，全面准确。不超过300字。
要求：
(1)写出大体规划即可，无须赘言各处细节；
(2)紧扣材料，重点突出；
(3)内容全面，用语得体；
(4)不超过500字。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1200字。
1．“2010年‘六-五’世界环境日纪念大会——青年环境友好使者推动全民低碳减排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特种邮票首发仪式”6月5日在京召开。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致辞中强调，青年一代要积极行动起来，做中国环保新道路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早日实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美好愿景贡献力量。
周生贤说，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全民族共同的事业，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建设共同推进共同享有，尤其需要青年一代的自觉行动、广泛参与。去年的世界环境日。环境保护部联合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八部委，启动了“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行动”，选拔培训了1122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一年来，青年使者们作为一支生力军，已将环保的理念和行动播种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各个角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2．2010年5月，西安市政府收到一张由省环境保护厅开出的40万元罚单，同时宝鸡和咸阳市政府也收到这种罚单．这三个城市因向关中地区“母亲河”渭河超标排放污染物，被罚交纳70万元“环境补偿金”。
在发展初期，环保为经济发展让步是一些地方领导的“惯性思维”，如今，逼近极限的环境承受力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打破思维惯性，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说，三份“环保罚单”，不仅把地方政府真正推向节能减排的 “聚光灯”下，还让河流上下游地区成为环境利益共同体，这彰显加强环境处罚制度建设的威力。敢于如此大作为，确实勇气可嘉，值得赞赏。 “环保罚单”背后凸显了环保职能部门保护环境的决心。一般来说，环保部门与政府相比，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如最近媒体报道，安徽蚌埠市固镇县环保局因20天内3次检查一家企业，被县政府认定影响招商和经济发展，结果包括环保局局长在内的6名干部都被停职了。如今，陕西省环境保护厅用罚单明确了企业的责任归企业，地方政府的责任归地方政府的原则，把地，方政府推向了出丑的悬崖峭壁，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其意义十分重大。
其实，对市政府来说，40万元的“环保罚单”不一定就能起到经济惩罚的效果。因为污染企业给当地政府带来的收人可能是“环保罚单”数额的几倍甚至几百倍。在这个追逐GDP增长的时代，当政府面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时，他们难免不会为了地方私利而去破坏环境，长久以往，必然会造就生态环境被污染的公地悲剧。毋庸置疑，这从根本上悖逆了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显然，地方政府不应为了地方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而应该下狠心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寻求环保新突破。当务之急，相关部门应该使环保罚单形成长效机制。另外，要想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加强监督管理，并对违法者落实责任也非常重要。只有有严厉的惩戒措施。才能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2010年7月3日，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福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了一起污水池泄漏事件。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由于含铜酸性污水池防渗膜多处开裂，引起池内污水泄漏。事故造成汀江部分水域严重污染。部分江段出现死鱼。紫金矿业直至12日才发布公告，瞒报事故9天。2010年7月15日。上杭县公安局对紫金山矿业铜矿湿法厂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立案侦查，包括紫金山矿业铜矿湿法厂厂长林文贤在内的3人已被刑事拘留。上杭县委、县政府对负有环保监管主要责任的县环保局局长陈军安，同意其引咎辞职；对工业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县经贸局局长黄仲华，进行停职检查处理。
矿业生产是一种对生态环境影响很大的产业，如果地方政府深陷于财政、GDP增长的诱惑，而对生态、社会成本采取短视甚至无视的态度，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十年间迅速崛起的紫金矿业不过是这类发展中的一个典型。近年来各地矿业开采与冶炼中爆发的多起重金属类污染事故，已使相关地方生态环境和群众利益严重受损。中宜教育的戴斌老师认为，改变地方的传统政绩观，已“迫在眉睫”。
福建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污水渗漏事故，主要是环保措施严重不足以及非法打通排洪洞等人为造成的，背后则是政企利益纠结导致环保监管失灵，其中暴露的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问题值得深刻反思。
紫金矿业生产区多年来一直存在环保问题，而每遇污染事件发生，整改、问责、赔偿的呼声常常被刻意遮蔽和回避。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源于上杭县政府是紫金矿业的大股东之一，全县财政总收入的50％一60％来自紫金矿业。之前虽有官员提醒，当地财政来源单一风险很大，但遗憾的是。认识并没有转换成当地政府壮士断腕般治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和作为。在这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中。环保监管的“胳膊”是扭不过全县财政的“大腿”的。从这个角度看，戴斌老师认为需要摆脱“经济发展单一化”的桎梏，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来源。
4．2010年3月至5月．环保部对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等14个省区53个地市的461家制浆造纸企业污染状况进行的督查结果显示：461家企业中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约占21％。312家正常生产的企业超标率约为20％。 为严惩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遏制高排放行业污染反弹势头，环保部决定暂停广东汕头市、黑龙江佳木斯市、安徽宣城市、山东临沂市、广西南宁市等5个地区新建、扩建造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另将涉及河北、河南、辽宁、湖南、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宁夏等省区的9家造纸及纸业企业擅自停运或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废水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列为2010年环保部第一批挂牌督办案件。
此次环保部重点对涉及全国14个省区的461家制浆造纸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魏际刚表示，制浆造纸属于重污产业，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如果不做好相关的减排防污措施，将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损害。
“如果这样较大规模的造纸行业的防污减排丁作没有予以有效执行，对于区域性的生态环境将会形成较大破坏，其负面影响对于全国而言也是非常巨大的。”魏际刚说。他建议，对造纸等重污产业予以特别关注，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督，对其形成有效管理。
“靠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以科技手段追求高生产力的同时，减少甚至杜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是未来中国区域经济乃至全国整体经济运行的趋势。
“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有力的政策执行和监督，对主要污染企业的节能减排，以及防污减污的执行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目的。”赵晓强调。黄征学认为，应通过严格的执法和监督机制，对高污染企业以及整体产业形成“超标污染、严格惩罚”的大气候，进而使企业自身形成绿色生产和绿色发展的观念。
5．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然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国有资产属性一直未能在全社会形成清晰的共识，人们普遍对作为公共资源的生态环境的价值和损失危害认识不足。基于此，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规定管理机关的权力，从而控制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公权限制私权的立法形式，也是协调环境问题中产生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精神价值平衡性的需要。
十余年来，我国资源环境的立法环境和法律体系有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先后制定了20余部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可以说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保立法没有与时俱进，公权正不断地受到私权的冲击和侵犯。2004年以来的三届“两会”共接到关于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建议和提案35件，占环境立法建议和提案总数的近一半。代表、委员们提出了现行《环境保护法》存在的诸多突出问题：在规范政府环境行为方面，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缺乏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法律体系中缺乏调整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在规范企业环境行为方面，对违法行为处罚软弱无力，缺少量化标准。我国资源环境领域立法虽多，但管用的少。部分法律法规已经过时，需要修改；部分法律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差、执行效率低；有的对一些常见的环境违法行为缺乏有针对性的处罚规定；有的对严重污染行为的处罚过轻，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和震慑力。
近日。在《水土保持法》颁布实施16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透露，《水土保持法》的修改将重点强调“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新法有望明年出台。水利部水土保持司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出台的《水土保持法》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缺陷，特别是在处罚问题上，无论是地方、单位，还是个人，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后，到底怎么处罚，法律有规定但不具体，处罚的力度也很轻，对领导干部的行政处罚则几乎没有。
6．少数地方政府在环保方面不作为、干预执法及决策失误是造成环境顽疾久治不愈的主要根源。从震惊全国的沱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由于政府行政不作为导致的甘肃血铅超标和湖南岳阳砷超标等环境事件。我们发现环境违法事件背后．大多与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地方政府在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错误政绩观指导下．大搞地方保护主义，成为环境违法行为的保护伞和挡箭牌。许多地方环境污染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看似责任在企业，实际根源在政府。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法律缺失，政府环保责任成为一纸空文。目前我国现行各单项环境资源法律多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主要调整对象．而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定非常有限。《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监管主体的职能划分不清、责任不明，统一监管部门与分管部门之间、分管部门相互之间职能交叉、缺位、错位现象大量存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环保局长自己充当举报人写匿名信，向上级反映本应由他来解决问题的尴尬局面。
7．在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日本也曾遇到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强度不断上升的矛盾。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日本大力推进重化工业生态化转型，改善了城乡环境质量，大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经济发展基本摆脱了资源环境压力。 在日本，资源循环产业就是将废弃物转换为再生资源及将再生资源加工为产品的环保产业。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大量的废弃物曾使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实施环境立国战略，把发展环保产业作为改善经济结构、推进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目前，以资源循环产业为中心的环保产业在日本蓬勃发展．2008年规模已达到616亿美元。产业发展特征显著。 日本企业大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但在企业内部做了大量资源循环方面的工作，将产业垃圾零排放作为发展目标，而且针对社会上的废弃物开发了一系列新技术．承担了处理其他废弃物的任务。可以说，企业自觉环保已成为产业自主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一般废弃物每年接近5000万吨，产业废弃物每年接近4亿吨。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容器包装、废旧家电、废弃汽车、建材、食品等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再生利用企业遍地开花，覆盖全日本的各个产业。日本每年产生的电视机、洗衣机、空调和冰箱四类旧家电大约为2200万台，其中一半以上的旧家电会被再生处理。汽车接收公司、氟利昂类回收公司、拆车公司和破碎公司等已形成完整的汽车循环产业体系。
目前，全日本生态示范区有27个，如川崎市利用钢铁和工程方面的技术优势对产业和生活废弃物进行再利用。位于产业集中的川崎临海地区的17家世界级钢铁、石油、化工大企业，成立了资源能源循环型企业联合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各资源循环产业间形成了良好的生态协作关系。
8．绿色GDP是扣除经济发展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值．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观念之上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绿色GDP核算．不仅可以确定出国民经济运行中环境退化成本和资源消耗成本，而且可以让我们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给出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的具体环境退化成本和资源消耗成本，并以此制定科学的政绩考核制度．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绿色GDP核算，可以为区域发展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治理提供政策建议。 由于绿色GDP核算是一项全新的、涉及多部门的工作，曾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时呈现出“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但是，近两三年来绿色GDP的研究进程并没有因此而止步．相反10个试点城市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绿色GDP可以为干部政绩考核提供新的评价标准。目前环保考核主要是用若干环境保护指标，以后绿色GDP研究成熟并作为干部考核指标后．可以使干部环保考核更具有科学性，使政府从热衷于具体项目管理转向做好发展规划和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上来。专家呼吁，应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长效机制，并逐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制度，完善核算过程的监督管理制度、核算结果发布制度。
9．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入新世纪。我国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重要变化，环保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环境污染仍然较重，污染减排压力有增无减，潜在环境问题不断显现。一些重特大环境事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和艰巨的环保任务，需要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立足基本国情，借鉴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道路，即要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以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支撑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统筹，寻求最佳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坚持污染预防与环境治理相结合，用适当的环境治理成本，把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坚持环境保护与长远发展相融合，以环境保护的不断加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请根据“给定资料2—6”，分析概括我国环保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50字。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后，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难以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5年，月收入过万，2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2000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绝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5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l5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40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地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地田园牧歌。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的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涪细节。这也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昭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ll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厂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阳光，他的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离开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2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按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另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间房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儿，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浦说：“骑-T 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二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20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不被认同，“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已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人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但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周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它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沦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的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El“理性选择”—— “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现象和“蚁族”群体出现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地扩招。二是因为当下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靠简单加工行业，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他们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不只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的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房价上涨的趋势。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被“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三、作答要求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总结大量外来人口集体“逃离北上广”，却又最终重新“逃回北上广”的原因。(20分)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 (二)“给定资料2”画线部分提到：“人生处处是‘围城。……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另一个‘围城’。”请结合全部给定资料解释“围城”的含义，并简要谈谈你从这句话中得到的启示。(15分) 要求：准确、简明。250字左右。 (三)“给定资料l”中画线部分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25分)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四)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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